食品安全管理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的心得體會

　　評論：　更新日期：2013年03月27日

　食品安全管理是社會管理的一個方面，從近年發(fā)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看，我國社會管理有創(chuàng)新之必要。

　　當發(fā)生食品安全問題時，現(xiàn)代社會的管理機制有二：一是，行使公權力，即啟動國家公共安全保障機制，由國家行政機關對食品生產交易市場進行行政干預，追究制售者的行政責任，吊銷執(zhí)照、罰款等等，并同時由代表國家強制力的司法機關追究制售者及相關個人的刑事責任；二是，行使私權利，即由受害人直接或通過訴訟的方式向有害食品制售者提出民事?lián)p害賠償?shù)恼埱蟆?/span>

　　在近年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公權力的聲音聲勢浩大，但生命權、健康權受到直接侵害的受害消費者的私權利主張卻顯得那么微弱和渺小。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或因證據(jù)，或因其他原因賠償不盡人意，以至于賠償基金的帳目都難以公布。而地溝油、黑心米、瘦肉精、染色饅頭等事件，料想定少有“受害人”主張賠償。由此可見，目前我國食品安全的社會管理機制更偏重于行使公權力。所謂重拳出擊，都是公權力重拳在出擊。

　　不可否認，在短時間內偏重行使公權力會起到震懾的作用，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偏重和依賴行使公權力的社會管理模式有如下弊端：第一，助推政府機構無限擴張，費用開支有增無減，而賴以維持的稅收或者壟斷利潤更無法減免。第二，助推公權力膨脹。例如在這次全國上下重拳出擊中就有一種對食品經營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的觀點，嚴格的食品市場準入制度效果會有，但也難排除為日后某些公權力尋租又拓展了一條新路徑的可能。第三，難以長治久安。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距離現(xiàn)在并不遙遠，便又出現(xiàn)染色饅頭、瘦肉精事件就已說明問題。震懾從來就不是社會管理的有效方法。震懾是使人們心懷恐怖，而一旦震懾力稍有松懈，無良商人的伎倆便又死灰復燃。

　　當然，因食品安全問題行使私權利也存在一些難點，這些難點問題使原有的法律保護機制遇到了挑戰(zhàn)。從目前的狀況看，似乎陷入了有法律，但食品受害者的權利卻難以保障的困局。與食品受害者行使私權利有關的法律不可謂少，從一般法的層面上看，有剛剛頒布的《侵權責任法》，其專章規(guī)定了產品責任，并在我國民事立法上第一次啟動懲罰性賠償機制。從特別法層面上看，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等。然而，盡管有如此多的與食品安全管理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食品受害人的私權利行使并不通暢。除上述社會管理理念相對偏重于行使公權力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法律沒有充分反映食品受害人的私權利行使特點，私權利行使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也就是說食品受害消費者的救濟法律尚不健全，法律沒有給予食品受害消費者行使私權利的有效通道。那么，食品受害消費者私權利行使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產品缺陷受害者私權利行使的特點?

　　首先，單次受害金額少。如染色饅頭、瘦肉精等事件中均反映了這種特征。因此，以小額賠償為目的的權利主張，一般會呈現(xiàn)兩種極端。一種極端是不訴；一種極端是爛訴。而法律中并無針對小額訴求的特殊方法，這也使不法之徒制售有害食品的行為屢屢猖獗。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點是應解決的問題。

　　其次，受害消費者眾多，即消費者集體受害。如何疏通受害者集體行使私權利的途徑，也是食品安全管理的課題所在。比如，代表受害者集體的團體能否完全非官方的、非臨時的存在，而法律為其合法存在提供依據(jù)。

　　再次，取證難是食品受害者行使權利的另一個特點。食品檢驗、鑒定的科學化、公開化，甚至檢驗、鑒定主體的公正地位和立場也需得到重視，而非如最近表現(xiàn)出的一個現(xiàn)象，某某專家在公開媒體上稱“此添加劑無害”諸如此類的言論。對于這種宣誓，人們是持半信半疑狀態(tài)的，因為所謂專家并未將其科學化的方法和結論通過法定的程序公開，尤其“專家”的公正地位沒有法律的依據(jù)。

　　另外，是防患于未然的問題，即食品消費者知情權行使途徑。盡管《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八條規(guī)定“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消費者有權根據(jù)商品或者服務的不同情況，要求經營者提供商品的價格、產地、生產者、用途、性能、規(guī)格、等級、主要成份、生產日期、有效期限、檢驗合格證明、使用方法說明書、售后服務，或者服務的內容、規(guī)格、費用等有關情況”。目前，市民食用的許多日常食品并不知上述“情況”不在少數(shù)，那么，當生產者或銷售者違反上述告知義務時，消費者如何行使權利保護其知情權，很茫然，這與前述“小額賠償”的權利主張相比甚至沒有了可量化的數(shù)字，因此其私權利行使更不易。甚至，其中消費者的知情或制售者告知的相關成份及標準，由誰定，定什么，都需要細化及新的思維方式。